陈强：老庄新论
给银行注资只有政府承担，因此政府在那一年大量花钱，于是财政赤字就出来了。
但是没有人认为廉租房制度的毛病可以用听任穷人流离失所来解决，犹如没有人认为贫民窟现象可以用强化城管，取缔违章建筑来解决一样。如前所述，由于没有身份特权的传统壁垒，美国的城市化一向比欧洲自由，因此与法国铁腕伯爵驱逐穷人的奥斯曼现象相反，穷人进城把富人挤走一直是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应该说，在许多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廉租房的初始分配办法相当完善，基本上都能达到济贫目的。而在宪政时代这既不是他们左派的主张也不是他们右派的主张，无论美国人还是瑞典人也都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事实上像哈勒姆这样的地方，当初并非如今这种贫民区，就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随着政府在此为穷人兴建廉租公寓楼，中产居民不断外迁，才逐渐成为今天这种建筑壮观的贫民窟的。但这个做法也很难解决问题：一是美国社区自治发达，让中产居民接受在其聚居的社区间兴建贫民廉租房，这工作并不好做，因而希望计划进展缓慢。而更自由主义的人则进一步认为房租补贴可以发现金，不必搞代金券，让穷人对如何使用补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尤其像美国这样的福利房低覆盖率国家，既不像北欧那样大比例的人口住公房，居民构成比较均衡，也不像印度完全是民间自然形成的贫民窟，房屋虽破烂却存在着一定的传统道德秩序，犯罪率并不高。因此它究竟利弊如何，还有待于观察。美国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随心所欲，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右手握有美元霸权、左手握有评级机构这根大棒，使得在同一金融游戏规则内博弈的国家，包括欧洲发达国家同盟，都逃脱不了被美国牵制的命运。
如果采取此种战略，那么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大美国金融攻击的打手将可发挥重大作用。二是美国将宣布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这一战略转移，增大了美国通过金融手段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期间五国首脑下台，政局动荡不安。根据IMF的排名，中国是2010年世界最大资本净输出国，同时也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最大对外净债权国。
首先，谁掌握了信用评级机构，谁就掌握了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当这张网达到一定复杂程度时，某个节点上的个体对其他节点个体的信用程度将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因为要获得所有相关个体的信用程度信息实在是一项专业化程度甚高并且信息量庞大的工程，此时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而美国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一，接受美国资本的国家与企业必须得到美国政府认可的信用评级，准备到美国投资的国家与企业同样必须知道投资目标的信用状况，这种情况无形中成就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崛起。就其自身来说，如经济增长放缓、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价格下跌及通胀率可能再度上升等。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评级机构对宏观经济起到顺周期作用，形势好时捧上天，形势不好时落井下石，增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造成了事态恶化。第三，历史与底蕴当然是国内挑战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地位的年轻后生们所不具备的。
欧洲自不必说，从欧洲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以及公司企业界已经多次呼吁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此举使美国已酝酿一年多的重返亚太战略得到最为明确的证实。第三，应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定位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作用。虽然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出了问题，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疑是助推世界经济颓势、扰乱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
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采用全国认可的评级机构标准（NRSRO）来规范信用评级市场，标普、穆迪与惠誉成为首批成员，实际上确立了这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事实上，目前已有多家机构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是2012年的主要经济风险之一。
同为金砖国家，被三大评级机构评级过低从而造成借债成本上升、经济风险加大的俄罗斯，也准备在2012年建立评级机构以削弱美国评级机构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今天在中国，银行业金融资产约占金融业总资产的78%，保险公司约占5%，证券业、信托业、基金公司占剩下的17%，结构上总体与1900年左右的美国相似。
中国应抓紧培育本土评级机构目前，我国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构建本土评级机构的重要性，尤其是2010年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组成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已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对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数据显示，1976年末至1980年末，美国对外金融资产由4570亿美元增长到9298亿美元，年均增长19%。而谁能掌握金融市场的话语权，谁就对全球资本拥有最强的号召力，数万亿资本在其一声令下下可在各个国家纵横驰骋，来时杀戮、去时焦土。评级机构是依附于资本市场而存在的，它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中国迫切需要抓紧时间培育本土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评级机构。但现实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实力仍然较弱。
过去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稳定，盖因基本面良好，身正不怕影子斜，因此，虽然西方屡屡有人唱衰中国，国内部分媒体与所谓的专家学者也予以附和，但中国经济向好的趋势并未因之而动摇。2011年国际金融形势波诡云谲、跌宕起伏。
一旦这个网络上的某一个节点出了问题，整张网或多或少都会产生震荡，破坏力量强大时甚至可将其撕碎。事实上，由于资本流动的全球性，信用评级早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战略制高点，谁获得了信用评级机构的控制权，谁就占据了这个战略制高点。
但是，评级机构的建设不是100米的短跑，也不是马拉松式的长跑，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永无止境的竞逐。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总和已达到约36.5万亿美元，尤其是政府未偿付债务已占GDP的65%，是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一旦一国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其面临的风险一是国债收益率上升。其次，美国目前经济处境艰难给予了我国评级机构树立自身权威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如果我们拨开层层迷雾，剔除纷乱的表象，会赫然发现评级机构的鬼魅身影。目前我国约有80家评级机构，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中国评级机构，虽然逐渐开始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大公国际于2010年7月11日发布中国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在2011年先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等等，赢得了世界一些关注，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还微乎其微。
三大评级机构大踏步发展的上世纪70年代也正是美国对外资本输出、输入日益膨胀的时代。综合以上两点，中国若不大力培育本土评级机构，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定的影响与话语权，则无异于将这一金融制高点拱手相让，如今已经被折腾得半死不活的欧元区即是前车之鉴。
第四，欧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受三大评级机构危害不浅，已准备创立本土评级机构，届时中国评级机构将遭遇激烈竞争。其次，谁掌握了信用评级机构，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
二是信誉本身也是信用评级机构最重要的资本。因为在此次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信用等级大部分得到了验证，投资者开始对信用评级机构有所依赖，美国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也普遍开始重视信用评级工作，不仅制定了法规条例，同时也广泛采用评级结果，大大地促进了评级制度的发展。
标准普尔创立于1860年，穆迪创立于1900年，惠誉创立于1913年，这三家评级机构皆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其诞生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占发行额近一半的债券不能如期归还，信用评级才显示出其重要性。主权信用评级下降常伴随着资本流入减少。之所以说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风险，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对外金融负债由6527亿美元增长到23354亿美元，年均增长24%。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评级机构必须表现稳定而可信，才有可能最终脱颖而出。非美国评级机构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对于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固然是一件好事，同时也给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
中美之间两相比较：第一，中国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历程短、制度建设不完善，但却与百余年前的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信用评级有什么影响？以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主权信用评级为例，理论上来说主要有四方面影响：一是具备一定信用级别是主权债务进入国际市场的先决条件，国际上大多数金融投资机构一般不会投资3A级以下的政府债券。
这主要是源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具有垄断地位的评级机构的崛起需要国家强大的金融实力做后盾与长期的成长过程，这两个特性决定了中国需抓紧时间。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商业票据大量发行，提高了投资者对信用状况信息的需求, 并导致了对信用评级需求的扩大，信用评级制度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完善。